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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中的野牦牛图像。汤惠生摄/光明图片
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中的马车图像。汤惠生摄/光明图片
【学术争鸣】
青海黄河源发现的石刻，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36个字的完整叙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任何史料都不曾记载过的历史事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字及其含义的辨认与解释，对采药的用语与性质，昆仑的地理位置，秦代疆域、职官、交通、年代以及题铭的真假等问题的种种思考和争论。争论的焦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遗址本体的真假问题，另一个是文本问题。其实也就是石刻遗址研究的两个方面：考古学研究和文本研究。
遗址本体的考古学研究
许多人认为文字刻痕看上去腐蚀程度不像是经受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样子、人类无法在冬天去高海拔地方刻字、秦代的金属工具刻不动玄武岩等，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关于遗址的研究，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
其实目前所有关于对遗址本体的怀疑，都是一种主观感受，讨论者只是凭借照片进行想象，想象那里的环境、天气和自然侵蚀程度。对此，举一个岩画的实例便可打消对石刻的疑虑。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地处海拔3900米的昆仑山，经微腐蚀测年认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岩画制作在硬度弱于玄武岩的花岗闪长岩上，画面上有双轮马拉车、牦牛、狩猎、牵驼、出行等图像，大多岩画的刻痕与昆仑采药铭文一样清晰与新鲜。野牛沟岩画的例子说明，仅凭岩刻画的腐蚀程度是无法推测其年代的，因为根据微腐蚀测年法的理论，影响岩石腐蚀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风。也就是说在比较石刻的腐蚀程度时，关键的环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对于野牛沟和昆仑采药石刻所在的扎陵湖这种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区而言，仅凭所谓内地石刻侵蚀“常识”来判断，很容易误判。此外还有一个石质问题，昆仑采药石刻是刻凿在玄武岩（或安山岩）上的，其硬度较高。所以降雨量和石质是影响石刻摩崖腐蚀程度的两大重要因素，若不从这两个因素入手而单纯谈论石刻腐蚀，就只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而已。
尽管昆仑采药石刻刻痕的腐蚀程度尚浅，但其石锈（又称岩晒、氧化层或沙漠漆）的色泽颇深，几乎与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确定其古老性。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会长贝德纳里克教授（Robert Bednarick）认为，对石锈色泽的色度测量是可以作为岩刻画的断代手段之一来使用的。中国岩画学会主席王建平先生曾致力于利用石锈对岩刻画进行断代的实验，实验还在进行之中。石锈类似于可移动文物的“包浆”，可移动文物的包浆可造假，但位于海拔4300米之上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石锈却无法造假。石锈色泽的深浅关系到年代的早晚，年代越久、色泽越深，反之亦然。
关于石刻的具体年代，我们可以通过微腐蚀观察来确定其年代。微腐蚀测年的原理与微痕研究相同，微痕分析是通过显微镜对微痕的观察来确定微痕产生的原因、类型和特征，而微腐蚀测年则是通过显微镜对岩石晶体腐蚀程度的观察来测定年代，二者都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建立在数据比较基础上进行研究。现代科学中，“一眼假”或“大开门”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
其他关于石刻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则需要考古发掘来进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从而证实石刻的真实性、古老性，研究制作工具与方式等其他相关问题。
石刻内容的文本研究
关于石刻内容的文本研究，其实是人文研究的范畴，主观因素较强，也不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针对文本疑虑者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文献记录进行对比，从而来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能性，这就是《穆天子传》。
尽管史墙盘铭文载：“祗穆王，井（型）帅宇诲”，对周穆王语多夸赞，但《列子·周穆王》却说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同样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荀勖也说：“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
何为“远游”？远游就是求仙、寻仙、登仙，追求长生不老。屈原的《远游》中有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远游的目的就是登仙。“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微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这里的“阊阖”“太微”“清都”“微闾”等都是古代人认为的天庭或神仙所居之地。西王母掌管不死药，而这也正是周穆王西行的目的。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周穆王即位时已经50岁了，所以“不乐臣妾”，而“肆意远游”去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点是可以想见或意料之中的事情。西王母在与周穆王临别时的赠诗中也非常清晰地点明这一点：”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最后一句“将子无死”，说明西王母给了穆天子“不死药”。
可见“远游”、寻仙、采药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了，后来秦皇汉武踵其迹：秦始皇5次远游巡幸，汉武帝34次远游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寻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对寻仙勒石以纪的传统也是从周穆王开始的。同样是《穆天子传》云：“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於县圃之上，以诏后世。”《穆天子传》卷三也明确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
勒石铭功纪德，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刻石立表，效仿周穆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山一带海边开展了大规模求仙活动，派出了大批方士上山、下海寻找仙人。并巡幸碣石山，刻石记功，命丞相李斯在碣石门题刻了《碣石门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羡门”就是“萨满”巫师；而“高誓”，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这段记载注解：“高誓亦古仙人。”《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胡亥“东行郡县”时，亦“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来到碣石山观海，并开展了求仙活动。郦道元《水经注·濡水》记载：“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所以根据文献和考古，我们都可以发现从周穆王到汉武帝时期的寻仙和刻石记录的资料。
此外，《穆天子传》中还回答了一个关于车的问题，即穆天子“驾八骏之乘”“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这都是文献记载，而相应的考古材料中我们也有实证，从而构成二重证据。穆天子西巡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时代恰好与野牛沟岩画的时代重叠；更凑巧的是野牛沟岩画中出现了三辆单辕双轮的马车图像，尽管挽车的只是双马，而不是《穆天子传》中所说的“八骏之乘”。野牛沟地处昆仑山，沟内也有被称为“瑶池”的西王母胜迹与之呼应，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便实证穆天子西巡会西王母的地点就在这里，也无法证明野牛沟岩画中的车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骏之乘”（八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修辞，因为史料云“天子驾六”，秦始皇的马车也只用六匹马拉的“天子驾六”），但我们由此可证实昆仑采药石刻中“车”和“采药”（求仙）等文本记录不仅符合西周以来的远游求仙传统，而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纪的习俗。
最后，神话学证据法是一种实证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中应坚持“物证优先”的原则,因物证本身具有客观性、可见性特点，从而打破神话过分依赖文献的困局。其实在历史研究中遇到文字著录与考古发现不符的情况时，也应坚持物证优先的原则。历史文献中不见“采药”二字，但昆仑石刻中出现了“采药”二字，我们就应接受，并将其纳入相应的知识体系中去。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昆仑采药石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而且我相信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文本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更多以前未知的历史信息。
（作者：汤惠生有保障的股票配资公司，系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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