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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石刻”字口的明度差异及顶部壳状地衣。资料图片
内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后岩画的明度差异。王乃昂摄/光明图片
【学术争鸣】
《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以下简称《实证》）一文指出，该石刻内容及其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由于对该石刻的“证真”与“辨伪”争论激烈，针对这一学术公案，本文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一些粗浅分析。
历史地理视角下的“河源”与“昆仑”
古人关于“河源”与“昆仑”的地理认知，属于历史地理范畴，其解读自然应以先秦地理著作为准。成书于战国初的《禹贡》，有“导河积石”的记载。关于“积石”，一说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积石山，它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标志性山脉和文化地理界线；一说在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又称大积石山。“河出昆仑”见于《山海经》，其中《五藏山经》（以下简称《山经》）有“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和“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的记载。以水系特征为依据，敦薨水可比定为今疏勒河。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泽（罗布泊），是明清以前被视作黄河源头的依据。《山经》还将河源“积石说”与“昆仑说”进行了整合，谓“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并说“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由于当时对积石山以远的河源了解甚少，以致将罗布泊当作河源，在先秦地理体系中形成了黄河“重源伏流”的错误认识。
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二郡，秦国的疆界扩展至洮河流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郡县制统治全国，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高寒气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障碍，农耕区在青藏高原东麓大致分布在海拔3300米以下，故秦朝疆界“西至临洮、羌中”，积石山以远则属于“羁縻”“徼外”的氐、羌、戎人地区，秦人对黄河的地理认知很难及于河源地区。清代曾三次探源并绘制了河源图，但仍有“重源伏流”之说。即使今天，黄河源头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争议。
“昆仑”之名见于《山海经》《禹贡》等古籍中，认为昆仑山是“河水之源”。对于昆仑山的真实性和地理位置，两千多年来学者多有争论，与《山海经》一部分是可靠记录且后人有混排、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话内容有关。《山海经》和《禹贡》记载的昆仑山，在地域组合上具有西北、高寒、流沙、产玉、游牧业、诸水源头等地理特性，以祁连山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符合。“昆仑”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理认知，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汉志》记载，西汉在金城郡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设置昆仑山祠，有湟水、弱水（今黑河）等明确的地理标识；在敦煌郡则设置昆仑障，有源于祁连山的南籍端水（今疏勒河）。
19世纪以来，近代地理学的重点开始转向大陆内部和两极的科学考察。在此背景下，现代地理学的山系概念（由成因关联、延伸方向相同的若干山脉构成的地理单元，形成于大型构造单元，具有显著的地质整体性）传入中国。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对中国西部进行多次考察后，率先在地图上画出了昆仑山的轮廓。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缘，迤逦向东延伸到柴达木盆地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一支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等山系。
《实证》提出秦朝已认定黄河源为星宿海、昆仑山是巴颜喀拉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观点，难以解释秦以后对河源问题认识的曲折历程，以及昆仑山地望不断西趋、不能确指的地理事实，目前只能是缺少文献依据的假说。
自然地理视角下的“昆仑石刻”疑问
关于“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支持者与怀疑者已从历史学、文字学、文本学、历日、书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论。现从自然地理角度，对“昆仑石刻”提出五点疑问。
1.“昆仑石刻”所在地层为砂岩，何以称是玄武岩？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历史上以卡日曲为正源，向东北和约古宗列曲、扎曲汇合后，东流注入扎陵湖、鄂陵湖，至玛多为河源地区。这里的地层以三叠统紫红色砂岩、粉砂岩、石灰岩、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为主，也有板岩、结晶灰岩及白垩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两湖地区虽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但缺少大面积基岩出露，限制了“昆仑石刻”的选址。根据各种“昆仑石刻”图片，判断其所在地层为中生代砂岩。据披露，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较为漫长、复杂的过程，砂岩不耐风化，玄武岩抗风化能力强、利于石刻保存，此疑问之一。
2.高寒气候和缺氧不致阻碍河源探险，但“车到此”是小概率事件。扎陵湖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生长期一般90~100天，属高原亚寒带半干旱至半湿润气候区，常有雪灾或暴风雪发生。玛多（海拔4272米）年平均气温零下4.1℃，1月平均气温零下16.8℃，7月平均气温7.5℃，气温年较差24.3℃，日较差约14℃。较大的气温较差和季节性冻土，不利于石刻长期保存。河源地区海拔4300米左右，氧分压虽不足海平面的58%，还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但寒冷、缺氧以及干燥、多风的严酷自然条件，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是难以抵达的。秦朝的驰道或驿路多以都城和郡县治城为中心向辖区内四周辐射，最远可达边境。在冬季出发前往河源虽可利用河水结冰顺利渡过黄河，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于河源地区修建道路难以想象，“车到此”无疑是小概率事件，此疑问之二。
3.“昆仑石刻”缺失地衣，不利于证伪其是“确切晚期”的遗存。“昆仑石刻”所在地以高山草甸为主，岩石表面一般会附生各种地衣。地衣是真菌与光和生物之间稳定而又相互利用的联合体，从南北两极到赤道的所有陆地，无论是高山、平原还是荒漠、草地，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据报道，在青藏高原直径大于2厘米的岩面凹穴，通常30年内就会被黄绿地图衣等先锋物种占据。近日流出的高清图片“昆仑石刻”顶部，就有黄色和褐色的壳状地衣附着。壳状地衣生存期长，喜爱生长在高山草甸带的岩石及冰碛漂砾上，形态多呈圆形，其半径尺寸与生长年代有一种指数曲线关系，可用以进行高海拔地区的年代学研究。遗憾的是“昆仑石刻”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伪其是“确切晚期”遗存的可能。至于为什么缺失地衣，是人为损毁还是“昆仑石刻”年轻所致，抑或原本就没有，此疑问之三。
4.“昆仑石刻”字体之间存在明度差异，难以自证真确。岩石自然风化状态下刻痕的明度，亦即被摄体在接受光线照射后，其反射出来的明亮程度会随时间衰减。岩石表面新的石刻，颜色呈白色或灰白色，与自然风化状态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鲜明的反差。由于岩石中含有铁、锰等物质成分，石刻暴露于开放环境中即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等现象的自然风化，随着时间推移表面颜色及光泽逐渐趋于暗淡而呈浅褐色。因此，根据石刻的明度与年代的关系，可判断其相对年龄大小。“昆仑石刻”作为摩崖石刻，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在如此小的范围，应不存在岩性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刻痕明度差异。但从整个刻面看，下部颜色新鲜，中上部颜色较深，显示风化时间有差异。特别是“月”“到”二字的刻痕明度较其他字体泛白或新鲜，“采”字疑似刻在较新剥落面上，如何给予科学解释，此疑问之四。
5.砂岩不耐风化，“昆仑石刻”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对完好？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属同一自然地带的情况下，气候条件对岩石风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对岩性差异、抗压强度、岩石结构构造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它们影响着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积。风化速率的差异，可以从不同岩石类型的石刻、碑刻上表现出来。“昆仑石刻”岩石构造节理发育，由于愈接近地表寒冻风化愈强，刻面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石刻字口边缘较光滑，刻痕深浅不一，底部宽平呈现出U形凹槽。相较“昆仑石刻”的字迹清晰程度，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秦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均已严重风化，几乎难以辨识。但“昆仑石刻”却风化较轻，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此疑问之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由于笔者缺少实地考察和第一手数据资料，上述分析难免错误。从高清图片可见，“昆仑石刻”背风坡脚有厚约20厘米的冰缘风成黄土，内应保存或多或少的石刻“密码”。因此，期待相关专业团队给出权威的断代结果和真假结论，以合理解释上述疑问。
（作者：王乃昂配资优秀股票配资网站，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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